伯陵言：
“我是教员，至今仍是。”
1
中国教育历史下滑。
周代实施了“封邦建国”的政策，将周王的宗室贵族及有功的臣子分封至各地，设立诸侯国。这一举措不仅通过军事殖民的方式扩大了周朝的版图，还巧妙地占据了地势险要的山川要塞，旨在捍卫周王的权威。
这些被分封的宗族子弟与功勋显赫的将领，日后逐渐演变为各地诸侯。
遵循周朝“封邦建国”的治理思想，各诸侯国的领土均归国君统辖，同时，这片土地上生长的经济作物亦归国君所有。于是，诸侯国的都城不仅成为了该国政治权力的中心，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
鉴于诸侯国君执掌了政治与经济的主导权，教育之权亦自然归属于他们之手，这无疑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他们广邀满腹经纶的智者入宫，予以官职，并准许其子孙世代承袭此等荣耀，进而确保了有识之士的智慧得以延续，同时使得执掌政经大权者也能代代受益于教育。
周朝“官师一体”。
官位与师道交织融合，师道亦通向官途，官职与学识的传承长期囿于狭小的阶层之内，与广大平民百姓无缘。此种状况，周室王朝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事物变化无常。
自“周平王东迁”起，我国踏入了长达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波澜壮阔、动荡不安的乱世年代。
在诸侯国间的征伐与兼并浪潮中，无数封国沉寂于历史的洪流之中。曾经掌握官职与知识的贵族阶层，也随之失去了他们的根基，四处流散。他们或是隐居于山林，于弟子间传授学问，解答疑惑；或是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四处奔走，寻求就业的机会。
随着“官师不分”的体制逐渐解体，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向底层庶民敞开了大门，赋予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拥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珍贵机会。
教育普及的广度与日俱增，知识的流传亦愈发广泛。经过两百年的发展，我国终于迎来了从数量积累到质量飞跃的伟大变革，各地英才辈出，汇聚各家学说之精髓。后人尊称他们为“诸子百家”。
冯友兰的研究揭示，儒家学派起源于讲授礼乐的学者，侠客阶层则发轫于军队中的杰出人士，方士则源自于从事医卜星算的群体，而法家思想的根源则可追溯至各诸侯国的政治精英。诸如孔子、墨子、商鞅、老子等，这些人物均代表各自学派达到了高峰。
正当诸子百家声名鹊起之时，他们争相将自身深厚的学识与宝贵的经验倾囊相授，传授给门下的弟子们。
孔子的教育理念恪守有教无类的核心理念，而儒家学说更成为我国历代王朝的治国基石，故而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
可以说，两千载的璀璨星河，映照着华夏大地，其根基实乃教育对底层民众的广泛传播与普及。
2
两千年后，教育再次向底层人民下沉，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
早在1942年4月，毛泽东就在纪念儿童节的活动上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9年后的国庆节前夕，毛泽东接见参加国庆节的安徽代表团。
在安徽代表团的成员中，有一位名叫马毛姐的杰出人物。在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中，她毅然投身突击队，无所畏惧地穿越枪林弹雨，勇敢地横渡长江六次，成功为突击队输送了三批解放军战士，因此被誉为全国范围内广为传颂的渡江英雄。
这次参加代表团进京，毛泽东亲自见了马毛姐，还送了她一个笔记本，扉页上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八个字：
“勤学上进。”
这两次题词，都在不久后闻名全国，代表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期望。
不过这两次题词仍然是人文关怀的色彩，1957年在苏联的演讲，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政治期盼。
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和赫鲁晓夫一起努力，消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问题。
那次大会开的不错，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世界，属于你们，亦属于我们，然而，终其一生，它的未来握在你们手中。所有的希望与梦想，均倚赖你们的担当与努力。”
此谚语家喻户晓，但后续之语，鲜为人知，知者寥寥。
毛泽东说：
现今，全球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时而东风强劲，压倒西风，时而西风逆袭，盖过东风。
“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光里，我们一无所知，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名字，我们一无所闻，心中唯有拿破仑的形象鲜明。而相较之下，你们的知识储备显得更为丰厚，如今你们已经熟悉了马克思、恩格斯、赫鲁晓夫等人的名字。”
生命的流转无定，永恒之生不可得。两千载前降临世间者，今已何处寻觅？人类生命代代相传，循环往复，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理念。故而，我要提醒各位，你们肩负的责任终归在己，不应寄望于我，如同我自身亦如黄昏之夕阳，日渐沉沦。
最后毛泽东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哪有万岁的？我计划再活十年，争取十五年就行了。
做这次演讲的时候，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乐观，对新中国的新青年们寄予了政治上的厚望——岁月已高，事业待续。
他的言辞既是给予留苏学子的勉励，亦是寄予全国广大青少年的深切期望。
培养新中国的青年英才，我们必须将教育资源广泛覆盖至基层，力求让更多的中国青少年得以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应当深刻理解读书的价值，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3
毛泽东办教育的原则是公平、普及、政治。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员会向华北局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当前中小学生的学费对于劳动阶层家庭来说，形成了一笔不容忽视的经济负担。此外，中学的助学金水平较低，且分配的名额有限；而小学方面，则尚未建立起助学金制度。
尤其重要的是，干部子女就读的学校在待遇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体现在各校的伙食费和津贴水平不尽相同，亦或是在校内存在着大灶与小灶的明显区别。
这些差异之所以存在，根本缘由在于干部与劳动人民所享有的待遇存在显著差异，而干部群体内部，在级别和待遇方面亦呈现出明显的差别。
这份报告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他马上给周总理做批示：
（一）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议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对于干部子弟学校，首要任务是统一待遇标准，消除等级间的差异。紧接着，应逐步淘汰这类贵族学校，确保实现与普通民众子女的平等教育。此事需谨慎对待。
随即，周总理亲自莅临北京101中学进行实地考察。在此过程中，他勉励干部的子女与劳动人民的子女同台学习，并明确指出不应寻求特殊的优待。同时，他严肃提醒他们务必保持与群众的紧密联系，避免成为脱离实际的闲散八旗子弟。
经过此次整治，全国各地干部子女的学校普遍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无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如何，在待遇方面至少维持了相对的公平性。
而且有了毛泽东的教育公平政策，很多针对中小学生的物资，价格也控制在劳动人民子弟能承受的范围内。
回首六十年代的校园岁月，一位亲历者不禁感慨万分，提及当年学校食堂门口的情景，一瓶鲜奶仅需一角五分，酸奶的价格则为两角，白糖则以四分一包计价，豆浆更是只需三分便可以品尝一碗，而糖浆则是五分一碗。购买过程无需任何票据或证件，每位学生都能随意畅饮。
在那个年代，城市里的普通工人月薪不过区区40元，然而，若他们愿意为孩子购置牛奶或豆浆，这依旧未超出他们的经济预算。
这是毛泽东的公平教育。
村镇普及教育。
那时的数据统计显示，1953年，小学毕业生的人数攀升至293万，初中招生规模为82万，然而初中毕业生的数量仅为40万，高中招生人数则为16万。这些数字背后，实际上揭示了中小学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使得大量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面临着无处求学的困境。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根植于师资力量的匮乏，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中央财政资金的不足。
为了普及教育，让中国的孩子们都能上学，毛泽东在1957年做出决定，要打破中小学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鼓励街道、厂矿、公社自主办学，如果华侨想办学，也允许私人办学。
仅仅过了五年时间，毛泽东就推翻自己的“接管私立中小学”的决定，把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基层。
此为教育推广措施。
他并未将撤回自己的决定视为一种耻辱，亦不认为国家有必要独揽所有事务。对于任何基于事实且对民众有益的措施，他总能果断地进行及时调整。
这一决策的诞生，恰与“大跃进”运动同期，因此他依靠广大民众的强大力量，在乡村地区积极推广教育事业。
有了毛泽东的号召动员，街道和公社从微薄的财政中挤出资金，一座座中小学校拔地而起，让中国的青少年们有了读书求学的地方。
至于师资力量，毛泽东也做了指示：“农村的老师不够，就从城市调人，城乡的师资要均衡一些。”
伴随着一波接一波的知识青年投身农村，乡村逐渐涌入了丰厚的文化人力资源。众多知青填补了农村教育力量的缺口，将都市的文化精华带到了广袤的农村。
六十年代中叶，我国的小学生源激增至3300万，初中生人数约达300万，高中生人数亦逾百万。这一入学人数的激增，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已是当初的5至10倍之多。
再过十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已经培养出6285万高中毕业生、1.85亿初中毕业生、720万中专毕业生、各类专门人才411万，共计超过2.6亿人。
正是这些接受了基础教育的中青年一代，在步入成年的关键时期，恰遇中国改革开放的浩荡潮流。凭借其知识和文化素养，他们成为了支撑中国在后四十年迅猛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那些成年的中国人不适合整日读书，毛泽东便推动了扫盲运动。
城市中设立扫盲夜校，工厂内部开办车间学校，妇女们纷纷成立炕头学习小组，农村地区则广泛开展冬学及地头学习活动。即便是军中战士，在训练之余也不忘研习文字。在这股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热潮中，截至1953年，城市扫盲人数已突破100万，而农村地区的扫盲人数更是达到了308万。
截至1958年，我国已有2200万人走出了文盲的阴影，其中160万人顺利完成了初中学业，全国范围内，已有四分之一的县域成功根除了青壮年文盲现象。
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普及。
而要达到毛泽东在苏联演讲的期望，教育还需要讲一些政治。
同样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号召，否则的话，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无产阶级价值观，还是会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红色江山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具体做法有两点。
首要任务是于课堂教学中引入政治课程，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建立起初步的政治意识，并明确自己的文化根源，以及将来将为哪个群体贡献自己的才能与力量。
其次，文章着重于阐述教育与劳动的紧密融合，这一理念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素质的显著提高以及知识分子向实践领域的有效转化。
劳动大众若不充实自身知识，便难以加固思想防线，捍卫自身权益；反之，知识分子若不投身于劳动实践，则易与时代脱节，言谈之间难免显得空洞乏味。例如，“将闲置房屋出租”这样的言论，便显得与时下不符。
于是毛泽东起草文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一律办工厂或农场，在学习之余进行生产，让学生们见一见庄稼是怎么长的、工厂是怎样运作的、商品交换是怎么完成的。
对于资源有限，无力设立工厂或农场的学校，学生们得以采纳半工半读的求学模式。
在履行教学职责之外，师生们积极投身于半工半读活动，深入附近的工厂和农场，与辛勤的劳动者们共同用餐、同住、并肩奋斗。这种模式不仅让师生们亲身体验工农生活的实际磨练，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流互动，显著提高了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
双向奔赴。
如果学校实在办不了工厂农场，附近也没有相关单位，毛泽东建议师生们“劳动一段、学习一段”，即初高中学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商店、连队工作一段时间，有了工作经验再回去读书。
这种不断循环的学习与工作交替模式，实则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推动事物发展”的哲学观点相得益彰。
这是政治教育。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与钻研，学生群体已经坚定了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深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髓，并积累了深厚的工农实践经验。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鲜明地展现了无产阶级的特点。
他们是中国的稳固根基。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能抵制颜色革命，并且在国际环境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走过来，毛泽东培养的青年学生们功不可没。
4
每一次中国乃至全人类历史的重大飞跃，都离不开教育的广泛普及。
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唯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抓住改变命运的机遇。当众多受教育者汇聚一堂，便催生出英才辈出、群星璀璨的盛世景象。
不论古今，不论诸子百家之圣贤，抑或现代各领域之翘楚，皆遵循着这一普遍不变的法则。
不同的是，诸子百家是天下动荡的客观结果，新中国大力推广教育下沉，是毛泽东主观努力的结果。
孔子有儒家集大成者和有教无类的双重身份，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创始人和推广教育的双重身份，称一声“教员”并不为过。
他也自称是教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斯诺时谈起：
“提及‘四个伟大’这一称号，我总感到有些不悦，总有一天，我将彻底摒弃它，只保留‘teacher’这一称谓，即教员。自始至终，我都以教员自居，现在亦然，对于其他所有职务，我亦将逐一辞去。”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毛泽东做为教员最伟大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