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随着西方列强不断侵入，清政府逐渐陷入被动局面，如何应对外来压力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利用《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款，开始对中国的关税和海关事务进行干预，赫德的崛起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一、前因：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明确规定英国可以“帮办税务”，为英国在华设置总税务司提供了制度基础。此举标志着英国对中国海关的首次正式介入，也为后续的控制奠定了法律依据。按照条约，英国在中国设立海关管理机构，享有特定的特权，这使得英国在中国的税收体系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赫德的崛起：从代理到正式总税务司
1863年，英国人赫德被清政府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正式接管中国的海关事务。这一任命标志着英国对中国海关的长期控制开始。实际上，赫德早在两年前就已在中国从事海关工作，只不过当时的职务是代理。随着清廷对赫德的认可，他正式成为总税务司。值得一提的是，赫德之前的继任者是李泰国，首任总税务司的出现，标志着英国在中国海关的影响正式确立。
李泰国作为英国人，虽然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但他与清廷的关系并不融洽。李泰国曾经要求清廷赐予自己一座王府，还希望出门坐轿子，显示其“身价”。这引起了恭亲王奕䜣的愤怒。李泰国不久后“请假”回国，留下赫德代理其职务。赫德曾在广州海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税收管理经验，他被指定为李泰国离任的代理人，负责管理中国海关事务。
三、赫德的权力扩张：从代理到掌控
赫德在北京会见奕䜣时，表现得态度友好，积极展开谈判，但他所讲述的许多专业事务让清廷感到困惑。为了稳固赫德的地位，奕䜣选择“管好”他，赋予赫德极大的权力：海关的官员任免、考核和调动，全部由赫德决定。这实际上将中国海关的管理完全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赫德引入英国海关的制度和经验，建立起了向总理衙门汇报海关收支的制度，确保财政的透明和清廉。这一措施不仅防止了腐败，还赢得了清廷的信任。赫德逐渐赢得了奕䜣的青睐，被尊称为“我们的赫德”。
四、借助洋务运动：赫德的改革建议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奕䜣成为清政府推行洋务的主要人物。赫德借机提出“局外旁观论”，建议清廷在遵守条约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理财、军事和教育三大领域。赫德强调学习西方，主张借助洋务运动实现国家富强，这与清廷的改革目标高度契合。
奕䜣对赫德的建议十分认同，认为他的系统性方案远超朝中反对洋务的大臣。于是，他将赫德视作“我们的赫德”，两人关系日益亲密。赫德以温和的性格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他在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
五、赫德的多方作为：军事援助与外交调解
在清廷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赫德利用关税为清军提供财政支持，还赞助戈登的“常胜军”，在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中调解。他的努力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赫德在晚清政坛上的地位不断提升。
面对中法战争，法国侵占越南，赫德主张坚决反击，认为应战到底。随后，他充当调解员，促成中法和平，建议法国放弃赔款，从而为中国争取了一些通商利益。清廷对赫德的信任达到了顶峰，赐予他花翎——清朝最高的荣誉之一。
六、赫德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财政与外交
到1887年，清朝海关收入激增至2000万两，占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赫德的管理成效显著。海关成为清廷重要的财政来源，他的影响逐渐超越海关管理，参与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成为晚清的重要操控者。
赫德不仅维护英国的利益，还在关键时刻充当调停者，为清廷争取更多利益。然而，他的这一切都建立在维护英国利益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工具。
七、后续：裴式楷的继任与隐性操控
赫德卸任后，英国人裴式楷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继续由英国人把持。赫德长达半个世纪的掌控，使得海关成为清朝的重要经济支柱，同时也是不平等条约中的筹码。海关的控制，实际上也成为英国操纵中国内政外交的手段之一。
八、总结与反思
赫德在中国的海关管理，是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典型代表。他通过引入先进的管理制度，提升海关收入，巩固了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然而，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削弱了中国的自主权，使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的“附庸”。赫德的角色，既是英国利益的代理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外来干预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