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田家英四川留影。
田家英，在“文革”尚未来临之际便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悲剧发生在他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出席的，标志着“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过首个“文革”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会议——尚未落幕之际（具体于23日）。众所周知，彼时田家英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重任。尤为引人瞩目且至关重要的是，他是毛泽东主席的贴身秘书。因此，他的离世对全党上下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田家英之死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其自尽的方式又是怎样的？自那之后已过去45个春秋，关于此事的全面共识仍未形成。然而，彻底解开这一谜团，对于深入理解“文化大革命”以及当时高层政治的运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曾是毛泽东秘书，亦为忘年交。
田家英1922年1月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他的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道出了他的壮志与抱负。1935年，年仅十三岁的田家英便开始在报刊上频繁发表诗歌与文章，在川中被誉为“神童”。而“田家英”这个名字，正是他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
田家英自中学时代起便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与同学们频繁光顾街头茶馆，宣讲抗日救国理念，分发传单，更投身于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由此亦遭受学校开除之命运。1937年11月下旬，他与数位志同道合的伙伴挥别故土，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同年12月，他们抵达延安，并于陕北公学开启了求学的篇章。翌年2月，田家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前排依次为汪大漠、田家英、张嘉乐，自左而右；后排则是戴碧湘、叶兆麒、蔡依渠，时间定格在1937年春季。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田家英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机构履职。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深受毛泽东的赏识，尽管篇幅不过千余字，却充分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史素养和敏锐的思考。这样一位文笔老辣、思想深邃的作者，竟然是一位年方二十余岁的青年，这让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分。自那以后，毛泽东便开始特别关注这位“少壮派”的田家英。
1946年，毛岸英结束了在苏联的长期生活，重返祖国。鉴于他在海外生活多年，汉语水平有所欠缺，毛泽东便有意为他聘请一位教师，以教授历史与语文。在此情形下，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田家英——他不仅对文史知识了如指掌，而且与毛岸英同年同月同日生。于是，田家英便担起了毛岸英的导师之责，与毛泽东的接触亦日益频繁。
在1940年代行将结束之际，正值国共两党进行一场决定性大战役的关键时刻，亦即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负荷日益沉重，急需增聘一位新的秘书。1948年8月，在陈伯达与胡乔木的举荐之下，26岁的田家英得以受命，正式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深受毛泽东的信任与重视，毛泽东的私人物件，包括存折、稿酬以及印章，均交由他掌管。身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将自身的精力和才华倾注于辅助毛泽东的工作。无论大小事务，只要是毛泽东所需，他总是全力以赴，从撰写文件、深入基层调查、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到妥善保管财务，他堪当大任。田家英对毛泽东怀有无比的尊敬，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经历，更使他在思想与行为上深受影响——他们拥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使得两人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田家英亦竭力适应，与之并肩奋战。1961年11月6日的拂晓时分，辛勤劳作了一夜的田家英正欲安歇，却接连收到机要员转递的毛泽东三封内容一致的信件，皆要求其查明“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作者及出处。田家英深知毛泽东即将推出新作，凭借其深厚的古诗词功底，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答案——这出自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属于婉约派诗词。这一发现令毛泽东欣喜不已。毛泽东常委托田家英处理此类事务，而他总能出色完成，满足紧急需求。
1950年，毛泽东与田家英在广州。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近年网上传播一个说法——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称：“经中央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核与考证，发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收录的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亲自执笔起草的仅有12篇，经其修改的有13篇，其余作品均非出自其手……”然而，我们必须严肃指出，这份所谓的报告及其内容纯属无稽之谈。众所周知，毛泽东撰写文章时，从不允许他人代笔。
众多证据表明，毛泽东不仅文章造诣深厚，更具备卓越的文学才华。他在1964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曾直言：“我撰文从不假手他人，即便身体不适无法动笔，也会口述由他人记录。1947年撰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期间，我虽抱病，但仍是口述由他人记录。”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还期望和要求其他领导同志也能如此。当然，也有特例——比如八大的开幕词便是由他人代笔。在八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深受代表们热烈欢迎，掌声连连，休息期间亦有人对其赞誉有加。毛泽东并未独占功劳，他坦诚地向大家透露：“这篇开幕词的作者是一位年轻的才子，名叫田家英。”八大开幕词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是田家英的得意之作，亦深得毛泽东的赞赏。这句话，必将成为与“满招损，谦受益”齐名的千古名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田家英在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方面功勋卓著。他全程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编辑工作，并负责编纂了面向广大青年和一般干部学习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与乙种本。此外，他还协助毛泽东整理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及《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工作中，田家英亲自主持并撰写了其中大部分内容，部分内容更是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并定稿。四卷《毛泽东选集》问世后，田家英与同事们发现注释中存在诸多疏漏与不精确之处，自1962年起，他负责对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进行修订。田家英发表的文章，几乎全部专注于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可以说，他将毕生最宝贵的精力投入到了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及宣传之中，堪称全力以赴、竭尽所能。
1951年4月，毛泽东致田家英信
田家英，历经革命的洗礼，已成为一名卓越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干部。在思想与品德方面，他秉持诚实、正直与坚毅的品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身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不畏权势，勇于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状况，对于重大政策的制定与修订，也敢于提出个人的见解。田家英，堪称一名纯粹的共产党人。
自杀谜案：回忆录
为何这位优秀的干部在文革尚未全面爆发时便选择结束生命？这一问题亟需得到详尽解释，否则将永成历史悬案。众所周知，关于此事的说法众多，其中胡乔木的观点最具影响力，也最值得关注。在此，我不敢自谦，将尝试以胡乔木的观点为例，探讨这一问题。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一些报刊不断选载和介绍，被称为是一部“评价公允”、“真实可信的优秀传记作品”。该书关于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叙述如下（转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因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谈话时，主张删去“《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关键语句而背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名之田家英，早在1962年便首当其冲，被江青冠以“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标签。此次再度触怒江青，命运转瞬陷入低谷。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戚本禹等三位成员，以中央代表身份造访田家英位于中南海喜福堂的住所，公然宣读罪状，下令其停职反省，并限期搬离中南海。面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信念，田家英难以承受这无端的诬陷与羞辱，于5月23日以生命的终结，告别了这个世界。
田家英（左侧）与毛泽东等历史人物同游杭州，其中左侧第二位为陈伯达。
丁晓平在其著作中指出，田家英遭受迫害并最终自杀的主要责任人应为江青，而具体实施者则是王力和戚本禹。两人曾至田家英住所，宣读其罪行，要求其停职反省，并迫使他从中南海迁出，田家英不堪忍受此等羞辱而选择结束生命。然而，作者引用了胡乔木的观点，但事实是否如胡乔木所述尚存疑。江青在田家英之死中确实难逃其责，但本人未掌握确凿证据，无法详细阐述。至于王力和戚本禹，他们对此事件有详细的陈述——若非因人废言，从法律角度出发，也应听取“被告”一方的声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提到王力和戚本禹在1966年5月22日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确是在1966年5月28日才正式宣布成立。
接下来，我们先审视一下2001年问世的《王力反思录》中对田家英逝世事件的阐述：
（一）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接受了审查。会议对这四位同志的处理进行了深入讨论。罗瑞卿的处置事宜由军委负责处理，不在此次会议范围内。大约在20日，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小组（当时未称之为专案组）来负责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问题。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下设四个分小组，分别负责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个案。其中，彭真的小组由周恩来亲自负责，陆定一的小组由陈伯达领导，杨尚昆的小组由康生负责，而田家英的小组则由安子文主管。
（二）我所在的分组成员包括我和戚本禹。在21日或22日那天，安子文突然来电，通知我和戚本禹前往他府上。我们乘坐他的车辆前往田家英的住所。关于谈话的内容，事前并未有任何商议，整个谈话过程由安子文独自主导，我和戚本禹均未发言。在我看来，安子文的言辞相对温和，并未显得咄咄逼人。他向田家英表示：“中央认为您的错误相当严重，不宜继续担任当前职务，因此将暂时由戚本禹接替。中央要求您立即整理与毛主席相关的手稿、文件、毛选编入的原稿以及印刷物，并将所有这些材料全部上交。”这实际上是对田家英的免职，此举由毛主席亲自决定，即使是少奇同志或总理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
田家英，建国初期。
（三）23日，会议仍在继续。就在这时，汪东兴接了一个电话，面色骤变，紧张地奔上主席台，向总理报告：“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闻言，立即指示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刻前往田家。遗憾的是，当他们赶到时，田家英已无法挽救。他喝下一瓶茅台酒后，上吊自尽。此前，他将公务员打发出门，安排了众多任务，使得他们需要长时间才能返回，而他自己则将门反锁，以此结束生命。公务员返回后无法破门而入，最终中办不得不破门而入，将田家英放倒在地，但为时已晚，他已死去多时。安子文只是长叹，表示有话想向组织上陈述。我与田家英交情深厚，在文物方面多有往来，觉得他的离世实在可惜。戚本禹同样惊愕不已。他对田家英始终怀有敬意，因为戚本禹曾被划为右派，正是田家英说服了毛主席释放他，并将其调入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对他来说，是恩同再造。尽管如此，戚本禹对田家英的旧情仍旧难以割舍。总的来说，当时所有人都对田家英的离世感到十分惋惜。
（四）田某不幸离世之日的午后，安子文同志便寻至我处，同时亦邀来了戚本禹、董边。田家英妻董边前往中央组织部，就田家英之死的细节进行了讨论。她透露，前一晚田家英曾提出疑问：“中央是将我视作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认为更像是敌我矛盾。”董边承认当时并未重视此言，也未向上级组织报告。而在7月份江青返京之前，我们已经听闻了江青的言论，她提及了陈伯达和康生的相关情况。（实际上是说周恩来 ）为何未及时采取行动，导致田家英不幸离世？江青归队后多次斥责，认为对田家英的处理过于犹豫，本应尽早实施隔离措施。她似乎将田家英视为敌对分子。
（五）田家英之悲剧性的离世过程，正是如此。近期出版的《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收录了胡乔木的撰文，其中提到：“王关戚一派恶意构陷，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假借中央代表身份，公然宣布田家英的罪状，并迫使其离开中南海。田家英在无法忍受这种诽谤与羞辱之下，含冤离世。”然而，此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让我们进一步审视戚本禹对这一议题的见解。在2002年，戚本禹撰文《田家英之死——一宗尚待解开的重大历史悬案》，其中力斥那些“荒谬不经的传言”。文章亦详细阐述了田家英遇难的真相。
（一）1966年5月21日（或22日）上午，安子文通过电话告知我，下午两点半需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与王力会合，一同前往中南海与田家英进行谈话。当我抵达组织部时，王力已先一步到达。安子文指示，根据总理的指示，必须立即与田家英谈话，要求他停职检讨，并由戚本禹接替他的职务，尤其要确保毛主席手稿的安全无误。当时安子文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话具有决定性，即便王力身为中央部委的副部长，也对安部长的指令毫不犹豫地遵从。于是，我们两人乘坐他的车辆，一同前往中南海。
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已犯下过失，中央已有所耳闻。从今日起，你需停止一切工作，即刻进行检讨。你的职责、文件，以及毛主席的重要手稿，皆需移交至戚本禹手中。交接手续将在稍后办理。”
安子文强调：“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如何处理，需依据调查结果和个人态度来定。请对你所信奉的中央和主席保持信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请待在家中自我反省，暂时避免外出。”此后，田家英向安子文咨询，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自查？安子文回应道：“首先，你需自我审视，自庐山会议至今，你自身犯了哪些错误。”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安子文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与他所阅读的文献中描述的严厉态度截然不同。他仅提及田家英所犯的错误，却并未涉及《海瑞罢官》的相关问题，亦未提及公安部的报告，更未当众要求田家英离开中南海。田家英的举止显得既无奈又委屈，与他被书刊描述的激烈情绪大相径庭，而且并未听到他表达对毛泽东的任何怨恨。诚然，基于他对毛泽东的深刻理解，田家英深知，若非毛泽东的准许，无人能够使他接受停职检查。至于王力、我本人以及董边和逄先知，我们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1961年，田家英（左一）、林乎加（前右）莅临浙江进行实地考察。
（二）当夜十一点多钟，田家英通过红机子与我取得联系，告知他发现了一些尚未登记的档案，需要亲自交予我。我回应，那便派遣专人负责登记。他却坚持要亲自向我说明情况。我点头同意，随即告知王妙琼一同前往。我的办公室与永福堂相隔仅有两百米，片刻便可达达。田家英见到我的到来，便开始向我说明那些档案的详情。鉴于档案移交需经过他的秘书之手，我便前往永福堂的东厢，邀请逄先知一同前来参与交接。
田家英抓住这一时机，紧随其后，于卫生间转角处急切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何事，是谁在针对他？这显然是一次违反纪律的行为，而他之所以敢于如此，源于我们之间多年的深厚友谊。自1950年进入中南海以来，我便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对我十分器重，不仅在政治上给予指导，也在生活中给予关怀。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因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指控为反党集团的首领而遭受不公，而他与我共同面对困境。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这一冤案得以彻底昭雪，即著名的“八司马案”。鉴于这种深厚的情谊，他敢于大胆无视纪律。然而，由于我前些日子因对田家英的问题表现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而受到批评，当时我并未敢多言。
（三）在深夜接到电话事件翌日，即1966年5月23日的上午八九点钟，田家英指示他的勤务员小陈外出购置香烟及其他物品。与此同时，他独自步入位于永福堂西侧的厢房，那是毛泽东的藏书之地，随后紧闭房门，将头部悬挂于两书柜间的绳索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约十点左右，小陈自西单返回，惊愕地发现田家英的遗体，他慌忙奔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紧接着，“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以及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人迅速赶到永福堂，从窗户跃入藏书室，急忙将田家英从绳索上解下，脱去其外套，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等急救措施。然而，由于田家英死亡时间过长，终究无法挽回其生命。
随即，他们拨通了人民大会堂的电话，向我及汪东兴等人通报了情况。我们即刻向会议主持人做了报告。随后，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人驱车返回中南海，以观察现场并处理后续事宜。安子文还特地通知了董边，然而董边尽管悲伤，却未能及时赶到。在解救田家英的过程中，他舌头外露，脖颈上有明显痕迹，这明显是自缢的迹象。当时在场的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均未在田家英身上发现枪伤，毛泽东的藏书室和田家英的办公室内也并未发现任何血迹。在场所有人对于田家英的离世都感到非常惋惜，没有人对此幸灾乐祸。
从前排向右数起，依次为田家英、毛泽东、王任重；而在后排，从右至左数，第一人为李洪林，第二位则是丁伟志。
在谈及此事之余，戚本禹曾与我通电话，就胡乔木对田家英之死所发表的言论，愤慨地斥责道：“纯属无稽之谈。”戚进一步指出，我对某些人深感鄙夷，极尽轻蔑之能事。这些人于揭露田家英之际，捕风捉影，肆意夸大其词，将无端之事无限上纲上线，堆积了厚厚的材料，几乎将他描绘成恶魔。及至撰写文章、书籍，他们又将他捧上了神坛，称其为完美无瑕的圣人。戚本禹坚信，田家英既非恶魔，亦非圣人，亦非凡夫俗子。实际上，他应被视为一位拥有缺点与失误，却思想深邃、能力出众、才华横溢的罕见中共高级干部。
至此小结。
（一）王力与戚本禹对于田家英逝世的描述大体一致，差异之处微不足道。毕竟，事实真相不容争议。在胡乔木、王力及戚本禹三者之中，谁的说法更贴近事实？虽然无法完全确信人们回忆的准确性，但总体而言，胡乔木的陈述与事实相符度较高。正如王凡在2011年9月6日给我的信中所言：“戚本禹的叙述大部分可靠，但部分记忆存在偏差。”借助本文所提供的资料，公众将对田家英逝世的真相作出更为客观与公正的评价。
（二）王力明确指出，关于田家英之死的说法，胡乔木的观点“全然与事实相悖”。即便是在十年前——那时正值书籍出版之际，2001年便是该书的发行年份，而王力的撰写时间理应更早——他已对此事提出质疑。然而，在现今出版的书中，当提及这一问题，却完全忽视了王力的澄清，对之缄口不言（哪怕是进行驳斥也好），径自采纳胡乔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观点。这种行为，实在不符合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应有态度。
（三）1966年5月处理田家英案件时，安子文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担任负责人，王力和戚本禹陪同前往，实则属于成员或随员角色。然而，胡乔木却在报告中将王力、戚本禹描述为“以中央代表身份的三人”，故意遗漏了安子文的身份。为何会有这样的说法？这种做法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相差何止千里？
田家英，长女曾立。
他为什么自杀
上述内容主要阐述了田家英自杀的经过与细节，然而对于自杀背后的原因，讨论似乎尚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挖掘其本质。胡乔木指出，田家英之所以选择结束生命，是因为“无法忍受诬陷与侮辱”，但这仅是一句缺乏实质内容的泛泛之谈；回顾安子文与田家英的对话，中央仅是认为他犯有严重错误，要求其停职反省，其中并无任何“诬陷”或“侮辱”的言辞。因此，田家英自杀的真正原因，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是毛主席不要他了。”之后，他并未再发表任何言论。
2008年冬日，戚本禹因公务造访京城，彼时，我与他也曾就此事展开过一番讨论。他言及田家英之自杀，虽诸多原因交织，但最关键、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毛主席对其信任的丧失，他感到前路无望——在我看来，戚本禹的观点与李锐的表述颇为相似。
2004年10月30日，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曾约请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回忆她父亲田家英，曾自在谈到父亲的死时是这样说的：
父亲临终之际，留下了最后的话语：“坚信党会彻查真相，坚信冤屈终将得以昭雪。”
我观察到，父亲心中涌动着深深的失望，他毕生倾注心血的事业，对主席那炽热的热爱，此刻在他看来似乎都被主席所否定。我认为，这便是他选择结束生命的最根本原因。一旦他感受到主席的离弃，他便认为前途无望。他坚信，主席已对他有了既定看法，将他划入了对立面。
1951年，田家英、董边及女儿曾立。
学者王凡在致我的信中，对田家英之死的缘由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原因众多，其中最关键的当属毛泽东的不信任，以及将他排斥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外。这种做法等同于宣布了田家英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他本人也对这一“宣告”的后果心知肚明——他所居住的永福堂的前任主人正是彭德怀。（这与戚本禹的观点相一致，他们都曾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过，因此他们的说法值得信赖；《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中记载田家英居住于“喜福堂”，然而这一说法或许存在笔误——笔者此处加以注解。）
戚本禹对此问题作出了解释，他指出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不信任和抛弃，主要源于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他指出，在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期间，田家英担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而当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后，田家英并未辞去副主任一职，而是继续留任。田家英曾向刘少奇咨询工作方法，刘少奇回应让他维持原状。在此期间，田家英与刘少奇都支持“包产到户”政策。当田家英将此意见上报毛泽东时，毛泽东询问这是否是他的个人看法，田家英回答说是自己的意见。然而，毛泽东认为田家英所言并非真实。
田家英手书
在与戚本禹的此次会面中，他提及了一个往事：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次短暂休憩期间，总理向我透露，主席有意让你接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我诚挚地向总理表达了自己的顾虑，称事务繁重，难以兼顾，且担心自身能力不足以胜任。总理则温和地回应，中央对此已有定论，至于工作上的困难，自有同事协助你解决。
戚本禹曾言：“后来，我确实接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事务，主要职责是服务于毛主席。在我接手这项工作后，江青曾与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交谈，她郑重地提醒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应避免的是‘结交诸侯’，这里的‘诸侯’不仅指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首次听闻‘不可结交诸侯’的教诲。我认为，田家英的失误便在于此。‘不可结交诸侯’，这恐怕是所有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必须谨记的至高戒律。”
听闻此言，我不禁回想起自己担任江青秘书期间，她与我首次交谈时的情景。那时的她曾明确表示：“……从今往后，你将在我麾下工作，除我之外，你不得接受来自任何他人的工作安排与任务。换言之，任何他人均不得向你下达工作指令或任务，此乃党的纪律。你必须对党忠诚，对我尽责……”
究竟这一切背后是何原因？恐怕只能说，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政治——一种尚不广为人知、理解深刻的政治。
